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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强人」,死亡仍是最后的结局

最近有一部港剧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许多朋友因为最后几集的仓促收尾而捶胸顿足,虽称不上烂尾,但还是会被吐槽“前22集才是近年来港剧的最高水准”(一共25集)。但无论如何,这部“不那么TVB&#8221…

最近有一部港剧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许多朋友因为最后几集的仓促收尾而捶胸顿足,虽称不上烂尾,但还是会被吐槽“前22集才是近年来港剧的最高水准”(一共25集)。
但无论如何,这部“不那么TVB”的医疗剧总算让大家见到了一个不是一味沉迷恋爱的真实职场。当镜头对准那件白大褂上的污渍,医生不再是天使,而是像此剧监制所说:
它呈现的是医护人员救急扶危的热血,以及在勾心斗角下,不同人所秉承的不同的职业信念。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主页君说的就是以医疗体系内部权力冲突为核心的TVB新剧《白色强人》。
剧中,一方相信只要进行医疗改革,将公立医院私营化,就能有更多的资金救治病人或者进行医疗研究;另一方却担忧这样的改革只是将贫穷的病人赶走,越有钱的人会得到越好的医疗保障,与医生的信念相违背。而这背后正是香港医疗面对的现状。
我们看到,医生面对的不只是手术台上的生命。强人,从不等于完美无缺的圣人。在利他主义的医生职业上,更是如此。今天主页君想与大家分享的是著名心外科手术医生、《打开一颗心》作者韦斯塔比在拍摄医疗纪录片时所做的手术。
纪录片《手术两百年》底稿作者李清晨曾评价他“是一位厚颜无耻、铁石心肠的执刀者,也是一位悲天悯人、热血澎湃的救赎者”。在这一场每个人都盯着的手术背后,是一个“白色强人”对生命、对医疗制度、对死亡的思考。

1.
面对这个病人,我就是他唯一的机会
2004年的一天,BBC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和秘书迪伊谈了谈。我在治疗两个病例的间隙溜回办公室,迪伊兴奋地迎了上来。
她说,BBC问我能不能为他们录一期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整整一个小时。他们要找一位脑外科医生,一位移植医生和一位心脏外科医生。节目的名字,正是《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
他们要在医院和我家里拍六个月,其间要和病人会面,还要和我的家人交流,好让观众明白一个心脏外科医生的生活是什么样。那是艰难而危险的,我的生活尤其如此。
他们想让我在镜头前植入一部贾维克2000(一款拇指大小的旋转式学泵,能植入衰竭的心脏,发挥长期作用),还问我能不能为他们找一个合适的心力衰竭病人,好让他们在术前、术中和术后跟踪拍摄。
当然,他们还会拍摄别的病例。他们想拍摄一个婴儿,还有其他富有戏剧性、高风险的素材。他们要现场拍下鼓舞人心的前沿手术,病人最后是死是活没有关系。他们先拍,之后再决定素材的取舍。所以我不必感到有压力。
他们做过背景研究,知道我经常为手术室外的观众直播手术过程。他们也知道我是个高调而自信的人,不会被轻易吓倒。只要我点了头,他们就去和医院交涉拍摄事宜。当时我们正好有一位愿意和属下交流的院长,他很招人喜欢,时不时会从象牙塔里钻出来,会见我们这些工蜂。
我肯定他会同意协助。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家人知道,有一支摄制组会在我下班后跟我一起回家,每天早晨还会上门来接我。对方还会采访他们:和一个心脏外科医生一起生活是什么感觉?好问题!
有摄制组跟随很快成了我的生活常态。他们录下了很多手术:心脏有孔的早产儿,患了马凡氏综合征、要做大手术的年轻人,还有主动脉瓣需要第五次置换的一位中年女士——那是一台艰难的手术,总共花了二十四个小时。在摄像机前,手术进行得很不顺利,但她还是活下来了。他们当然采用了这段素材。
他们还拍摄了我和马克一起慢跑,观看杰玛代表剑桥大学打高尔夫球的情景。然而几个月过去,能植入贾维克2000的合适人选还没出现。
最后,我给皇家布朗普顿医院的菲利普·普尔—威尔逊打了电话。他一周不到就为我找到一位理想的病人。那是一个性格开朗的苏格兰人,当时五十八岁,心脏移植申请被格拉斯哥的医院拒绝。
这位吉姆·布雷德(Jim Braid)和彼得·霍顿很像。他已垂死,但还是一心想看到女儿毕业结婚。时钟无情地滴答前进,告诉他肯定看不到了。
吉姆的上次移植评估是在很久之前,而我们需要最新的信息。菲利普把他从苏格兰带来,让他住进布朗普顿医院。他需要再做一次左右心脏导管检查,拍摄详尽的超声心动图,还要做很多血液检验。
有一件事我始终没忘:我们还在用慈善基金支付这些费用。国民保健署不肯出钱,认为他和彼得等人一样,没有挽救的价值。我是他唯一的机会。
格拉斯哥那边认为他不适合心脏移植,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他肺部血压太高,虽然右心室对此已经习惯。不断变差的是左心室。他和彼得情况一样,得的都是扩张型心肌病。他的肾功能也不好,无法承受心脏移植术所需的免疫抑制药物。
一部左心室辅助装置将取代他松垂、衰竭的心脏,不仅如此,它或许还能帮助他的心脏复原——或许。
从超声心动图上判断,这颗心脏已经坏到极点。要么现在治疗,要么就此完蛋。我们不能放他回苏格兰,那样风险太大了。
我带着兴奋的 BBC 团队到富勒姆路会见吉姆和他的妻子玛丽。他们自然心情紧张,但是也渴望继续治疗。新技术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吉姆颇有个性,很适合上电视。他拖着步子走在过道里,脑袋低垂,急促喘气,鼻子和嘴唇都发青,虽然已经很难开口,还是对着镜头说了一句玩笑话:
“伦敦真好,帮助我的技术人员都好像法拉利,不像我们北方,只有福特福睿斯。”这话我同意。
回到布朗普顿真好。由于牛津原来的重症监护人员大多去了别处,我问菲利普能不能就在伦敦做植入。他听了非常高兴。我首先要和这里的高级外科医生约翰·佩珀(John Pepper)教授接洽。他很乐意帮忙,于是我们定了下周植入的计划。罗伯·贾维克答应一接到通知就带着心泵从纽约飞来,我在牛津的同事安德鲁·弗里兰也说好来协助安装颅骨基座。
现在,我们有病人,有心泵,也有一支顶尖团队——制作人美梦成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摄像机前做一次成功的植入手术,而且吉姆必须活下来。布朗普顿的几位麻醉医生强调,吉姆的身体不适合麻醉。
不过医院仍然热心支持,我们不必向管理层争取什么。这是布朗普顿医院第一次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要是我半道中止,反而会令他们失望。

2.
安慰他们一切都会好,并不是我知道会好
早晨五点半,天又黑又冷。摄制组搭出租车来家里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去牛津找安德鲁。他正在伍德斯托克路上游荡,手上提着器械,用来把插头安装在吉姆的颅骨上。我们捎上他,沿M40公路进发,还在车子里做了一次访谈。
“在别家医院做手术,你感觉怎么样”
“很兴奋。我在许多地方做过手术,从德黑兰到多伦多。其实哪里的手术室都差不多,关键是我有一支好的团队。就像鲍德里克在《黑爵士》里说的:‘我们的计划很巧妙!’”
“病人随时可能死去,你对此作何感想紧张吗?”
“一点都不。要是我们不出手,吉姆几天后就会死。现在没有别人指望得上了。”
“你认为国民保健署应该为这些心泵出钱吗?”
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了几句:“你认为一个第一世界国家的医保体系应该用现代技术延长人的寿命吗?还是应当让年轻的心力衰竭病人悲惨地死去,就像在第三世界国家那样”
BBC喜欢我这个回答,但是在节目中并没有播出。这话争议太大,也太令人恐惧了。
早晨7点,我们到达布朗普顿。我把安德鲁和摄制组的人直接领进那间没什么人的食堂。我走之后这里几乎没有变化,他们的早餐还是做得很棒。我给自己选了一份“健康”餐:火腿、熏肉、猪血肠、煎蛋和油炸面包。安德鲁点了和我一样的。我们在摄像机前坐下就餐。
这正是制作人期待的素材:心脏医生吃下一大堆油炸食品,里里外外全是胆固醇。
我说:“太好吃了,我在家里从来吃不到这些。”
安德鲁:“你妻子知道了会怎么说”
我:“管她呢!”
这番对话后来成了大家对这期节目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我的脑外科医生朋友亨利·马什(Henry Marsh)在同一集出现,他们拍到他骑着自行车穿过伦敦的街道去上班——他没戴安全帽。他们问他为什么不戴,他只简单答了一句:“从来不戴,出了事根本没用!”
BBC 想拍个性人物,他们如愿了。
约翰·佩珀来和我们会面。虽然情况紧急,我们这支团队却相当放松。这一点也许出乎常人意料,但对吉姆却是好事。紧张的外科医生一般表现不好,这一点已有多项研究证明。压力会干扰判断,使人手抖。实际上,压力正在破坏我的职业。
吉姆进入手术室前,我们到病房见了他和玛丽一面。吉姆很兴奋,玛丽则吓呆了。这会是他们的永别吗?会是两人共同旅程的终点吗?吉姆返回苏格兰时,会走地上还是地下的路 我做了这个时刻一向会做的事:安慰他们一切都会好的。并不是我知道会好,而是我想让他们带着信心进入手术室。
摄像机下,我们大家一起全力以赴。手术室里满是兴奋忙碌的气氛:护士们准备好一盘盘闪闪发亮的器械,灌注师组装心肺机,技术员们眼红地看护着人工心脏——到关键时刻它才会拿出来用。但是这一次已经没有布罗克勋爵的靴子,我要完全靠自己了。衣服去掉后,可怜的吉姆露出被心力衰竭弄得消瘦不堪的身体。
左侧头部已经剃光头发,准备安装颅骨基座和供电线。他即将成为一个电池驱动的人。用针头、导丝,再借助小的创口,约翰将心肺机的几根管子接入吉姆左腿的大动脉和静脉。这部心肺机比我们自己的那部复杂。我一边看他操作,一边学习。
等到吉姆的胸部涂好碘酒、贴好黏性手术巾,安德鲁暴露了他的颅骨表面,我同时切开他的肋骨。摄像机从一头转到另一头。大约一升淡黄色的液体从吉姆的胸腔里喷涌出来——这是心力衰竭造成的积液。透过心包,我看到他严重扩张的左心室。
我开始将心泵的动力线沿胸腔顶部伸到颈部,一路小心避开左臂上那些危险的血管和神经。到达颈部后,我把电线末端的微型插头递给安德鲁。他把插头穿过钛质颅骨基座的中央,将基座固定在耳朵后面的颅骨上。
这叫作“坚固内固定”(rigid fixation)。完成了这一步,外部的电线就可以安全地接进来了。这一切在电视上看起来十分精彩,但其实我们还没有进行到最巧妙的部分呢。
我一打开心包,里面就溅出了清亮的液体。苍白肿胀的左心室抽动了两下——实在不配用“收缩”来形容。我叫摄像师赶紧给它特写,因为接下来我就要把心泵的限制环缝上去了。每次缝针穿过心肌,心脏都要抽动两下,好像随时都会纤颤。
场面让人不适,因为我正试着在不开心肺机的情况下植入心泵,这能降低手术结束时出血的风险。然而吉姆的情况太不稳定了。还没等我装好限制环,他的心脏就真的纤颤了。血压也没了,但问题不大。我们启动心肺机,抽空了心脏。
现在到了影片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在心尖上挖一个孔,把贾维克2000塞进去。我先用手术刀做了一个十字形切口,这个步骤总会喷血。接下来,我们用一个木塞钻孔器挖掉一块圆形的肌肉,从里面涌出的血液流入了心包。我们把钛泵塞入心脏,血流随即停。
有一位外科教授协助我,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安德鲁将外部电线连上颅骨基座,接着我们就为吉姆打开了心泵。起初我们只让它低速运转,直到血液把气泡从涤纶的人造血管里全部排出。
和往常一样,空气带着嘶嘶声、和着泡沫从排气针出来,白色的管子里浮现出红色的泡泡,看得我心满意足。我吩咐灌注师降低血流,好让我们在调高贾维克2000的叶轮转速之前先让心脏充盈。最后几个气泡从心室的最高部分,也就是心尖的一端飞出去了。
这是个简单的物理过程,做的时候不用多想。这里也有大量化学过程,比如优化血钾浓度、用碳酸氢钠中和血液中的乳酸等等。此外还有生物过程,比如用电流给颤抖的肌肉除颤,从而得到稳定的心律。我在学校里考过的那三门功课总算没有白费。
在许多旁观者看来,手术中的工程学部分才最激动人心:病人头上有电插头;心脏里还有涡轮,每分钟转12000下,却不会破坏血细胞;而且他的循环系统没有脉搏。
我一边指导麻醉医生和灌注师,一边不停对电视观众解说:“开始给肺部通气。你那边减小血流。调高贾维克。”
如此细致的协调工作,却来自一个不愿打开汽车引擎盖也不会使用电脑的人。这台手术进行得相当顺利,顺利到谁都不敢相信的地步。

3.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了这场手术
我们是为吉姆高兴,还是仅仅关心怎么把节目做得好看?老实说,两样都有。
我有一个幼稚的念头,觉得公众如果看到他奇迹般的康复过程,就会敦促国民保健署用这些技术来治疗患者。我们的慈善基金计划快维持不下去了——这种二手商店式的医疗保障终究不是办法。普尔—威尔逊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也想开展正式的临床试验:将垂死的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使用心室辅助装置,一组继续传统治疗。
我们知道试验结果会是什么:一组是症状消失、寿命延长,一组是不可逆转的恶化和死亡。我们觉得这对那些没有心泵的病人不公平,但要是没有试验,国民保健署就绝对不会批准这类设备。
现在有足够经费支持这项事业的只有英国心脏基金会(British Heart Foundation),但他们拒绝了我们。当时这类试验也无法在美国开展,他们要先看看那些没有脉搏的患者的长期状况,然后才能批准试验。于是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了我们。
吉姆轻松脱离了心肺机。接下来的部分会很考验布朗普顿的几位麻醉医生。他们还是第一次经手有持续血流的病人。吉姆的最佳平均平线血压是80毫米汞柱,这对任何别的心脏病人来说都低得不像话。对一般的病人,我们会用血管收缩药物将血压升到100毫米汞柱以上,但吉姆需要一条和直觉相反的思路。
我们给他使用血管扩张药物来降低血压。他的血管阻力越小,贾维克2000能泵出的血量就越多。他的器官需要充分的灌注压,而70到90毫米汞柱已经够用了。肾脏、肝脏和脑都能在这个血压水平上正常工作,微小的毛细血管也能为组织供血——毛细血管里是没有脉搏的,即使在动脉搏动时也没有。
这些知识都是我们一次次试错学到的。它们在实验室里有效果,在病房里也应该行得通。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布朗普顿的医护人员和摄制组却又惊又喜。
安德鲁关闭了吉姆头皮和颈部的切口,随后动身回了牛津。下午他还有好几个门诊要看——都是鼻子流鼻涕、耳朵有耳屎之类的,和人工心脏无关。
约翰从吉姆的腹股沟里抽掉管子。我在他的胸口放了引流管,然后开始关闭胸部切口,同时用电刀小心翼翼地封住所有出血点。他的头皮还在渗血,于是我在他头皮上又缝了两针,然后擦掉了颅骨基座上的血迹。今天不比往常,要讲究美观。我们的服装要洁白清爽,伤口引流要够少,每一点血迹都要擦干净。
我心中泛起怀旧之情,想起我在这间手术室里的第一台心脏手术。当时我穿了布罗克勋爵的靴子。还记得我用骨锯锯开那位可怜女士的胸骨、切入她的心脏时,穿着细直条纹西装的马蒂亚斯·帕内特大步走进手术室里喊道:“韦斯塔比,这次你又闯什么祸了”
现在我这个毛头小子也管事了。
吉姆在摄像机前被推进重症监护病房。我最后回望了一眼这间手术室。手术台下有几滩血,在灯光下泛着红光。地上还有一滩尿,那是导尿管渗漏的结果。几个灌注师正把多余的管子收进一只黄色塑料容器,沾血的绿色手术巾塞进几只干净的塑料包,穿着蓝色手术衣的护士们正在收拾多余的白色棉签——彩虹里有的颜色都有了,像艺术家的梦。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来自斯肯索普的陋巷小子来到布朗普顿,在一档电视节目里植入了一颗人工心脏;而五十年前,就是这档节目把他带到现在这个位置。

4.
死亡永远是最后的结局
吉姆后来很少回布朗普顿复查。当地的医院和全科医生熟悉了这项技术,都很乐意照看他。
然而就在圣诞节前不久,苏格兰却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吉姆去看望一个朋友时,忘了带上多余的电池。他正在享受人生,心思全在别的事情上。那天,控制器上响起表示“电量低”的警报:二十分钟内必须换掉电池,不然就会彻底断电。
吉姆没来得及赶回家。他自己的心脏也没有恢复到能帮他渡过难关的程度。电池耗尽,吉姆死了,肺部充满积液。
他已经高品质地多活了三年,最后却是这样一个结局,实在令人伤心绝望。不过在我看来,这场灾难也证明了这类设备的效用。真是悲惨的损失。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 2016 年。至此,我已经从事了一辈子的心脏外科。这一行我还能干多久?
麻烦的是,我依然干得不错。我是个有强迫症的手术专家,遇到难题就忍不住设法解决,再加上我还有35年的从业经验,阅历是年轻外科医生没法相比的。我应该为了病人留下,还是为了家人而退休,转做一份轻松的职业
我的个性一点都不适合退休,但我的右手已经畸形。因为常年接洗手护士用力递来的手术器械,我手掌上的筋膜缩短,手变得像爪子。这叫“杜普伊特伦挛缩”(Dupuytren’s contracture)。
现在我甚至没法恰当地和人打招呼,因为我的手始终蜷曲着,就像总握着一把剪刀、持针器或胸骨锯。这是真正的“职业适应”,也在逼我做最后的决定。
另外,像许多上年纪的外科医生一样,在手术台上连续弯腰几小时也伤害了我的脊柱。我常常吩咐手下的主治医:“请你们接手吧,我的背很不好,前面也不舒服。”
然而说到破坏力,还没有哪种身体疾病能和医院里的官僚体系相比:今天不能手术,明天没有床位,后天护士人手不足,大后天初级医生罢工。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法定强制”训练:我要坐在一间教室里,跟急救护理学怎么做心肺复苏,或是接受测验,回答怎么开胰岛素和抗癌药的问题——这些在我工作中都绝对用不到。还要在六十八岁高龄写什么“个人发展计划”。纯粹浪费时间。我本该在病人胸口忙碌,做些真正有益的事情。
就在不久前,手术室里突然响起火灾警报。当时我正在做一台瓣膜手术,病人还连在心肺机上。他的心脏冰冷弛缓,人工瓣膜刚刚缝了一半。一个行政人员从门后探出脑袋,说:“刚才火警响了,我们认为起火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得撤离。”
我只说了句:“好吧,我不干了。”她脸上的表情好笑极了。我接着说:“那你跑吧,快保命去。麻烦给我们留一只桶,我们往里面撒尿灭火!”
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的整个职业已经失去方向,是该放手了。
本文配图:《白色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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